今年恰逢一代藝術大家張仃先生誕辰百年。作為紀念，由中國文聯(lián)和清華大學聯(lián)合主辦的“張仃百年誕辰紀念展”10月15日在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開幕。展覽共分7個單元，展出張仃70余年藝術人生中的歷史照片以及漫畫、年畫、宣傳畫、工藝美術、電影動畫、藝術設計、裝飾畫、壁畫、彩墨畫、焦墨山水畫、書法等作品近300件，全面呈現(xiàn)了張仃一生為中國革命和文藝事業(yè)做出的杰出貢獻。

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張仃（1917—2010），中國遼寧黑山人，現(xiàn)代中國藝術家、教育家、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現(xiàn)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院長。歷任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常務理事、中國畫研究院院務委員、黃賓虹研究會會長等職。

張仃14歲時，九一八事件爆發(fā)、東三省淪陷，流亡至北平。隨后考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學習中國畫，兼作漫畫，從此踏上革命美術的道路。“在抗日戰(zhàn)爭年代，張仃以漫畫為武器，激勵人民去奮斗、抗爭。他的藝術思想和他的作品，始終站在時代的潮頭，發(fā)時代之先聲。”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張仃藝術研究中心秘書長盧新華說。1933年至1938年，張仃活躍于北平、南京、上海、武漢、西安等地，帶著他的漫畫出入前線和街頭，成為當時中國漫畫界最年輕、最勇猛的一員戰(zhàn)將，并因此罹難入獄。張仃的漫畫時代性和戰(zhàn)斗性很強，主題鮮明、深刻，思想敏銳，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通俗性，自成一派，被譽為中國漫畫的“金礦”和“潮流”。

1938年，張仃來到延安，被毛澤東主席安排在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任教，既從事美術教學，又從事年畫、宣傳畫和裝飾畫創(chuàng)作，同時還從事舞臺美術、服裝設計和大生產(chǎn)運動成果展覽等實用藝術設計。他的設計因地制宜，實用與審美結合得十分緊密，沙發(fā)、方桌、茶幾、屏風、吊燈、臺燈……全部就地取材，“既土到極點，也洋到極點”，得到軍民的喜愛。詩人艾青形象地說：“張仃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在延安，張仃完成的各種設計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時期發(fā)起的新年畫運動以及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引領延安的文化時尚、解放區(qū)的文化藝術主流，激勵革命情懷，呼喚人民奮起解放。可以說，張仃是延安“誕生”的大美術家。

新中國的“形象設計師”

在新中國誕生之際，張仃以革命文藝家的歷史使命和卓越才華，先后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新中國國家形象的藝術設計和組織領導工作。如《三年解放戰(zhàn)爭》大型畫冊的編輯設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會場設計、全國政協(xié)會徽設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議紀念郵票設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場設計等，并領導中央美術學院國徽設計小組工作，親自參與國徽設計，以天安門作為新中國國徽的主題形象，就是出自張仃的創(chuàng)意。他還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美術設計工作，天安門城樓和廣場大會會場設計，中南海懷仁堂、勤政殿的改造設計，第一批開國大典紀念郵票設計，以及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北京“十大建筑”美術組的領導工作。除此之外，他還擔綱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西方國家舉辦的各種國際博覽會的中國館總體設計和領導工作，向世界展示出一個新生的、朝氣蓬勃的中國形象，在當時的國際貿(mào)易和文化交流中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開創(chuàng)了新中國展示藝術設計專業(yè)和事業(yè)的先河。由此，張仃也被譽為新中國的“形象設計師”。

新中國成立后，張仃出色地完成了“中國百年繪畫作品展”在意大利的展示設計，他是新中國第一個與西方現(xiàn)代派代表人物畢加索會面的藝術家。他為畢加索帶去了一對楊柳青門神版畫和一套榮寶齋木板水印的《齊白石畫集》，中國水墨畫給予畢加索極大震撼。半個月后，畢加索拿出自己臨摹的齊白石畫作，問前去拜訪的張大千：“你們中國人為什么要跑到巴黎來學習藝術？”可以說，張仃與畢加索的會面，打破了西方對新中國文化藝術交流的封鎖。

中國藝術創(chuàng)新的旗幟

從任教延安“魯藝”，再到參與東北解放區(qū)“魯藝”的復校，直至新中國成立，受命與革命文藝家胡一川、王朝聞、羅工柳、王式廓組成五人小組接管舊國立北平藝專，成立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再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創(chuàng)建，張仃是新中國美術教育發(fā)展的見證者，也是中國藝術設計教育體系的開拓者和創(chuàng)建者。

張仃還是中國壁畫藝術復興的舉旗人。1979年，國家將新建的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室內(nèi)大型壁畫創(chuàng)作任務交由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仃舉旗掛帥，從全國和學院調集“精兵強將”，組成壁畫創(chuàng)作組。當他的《哪吒鬧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吳冠中的《北國風光》、袁運甫的《巴山蜀水》、袁運生的《生命的贊歌》和權正環(huán)、李化吉的《白蛇傳》等一大批作品奇跡般的亮相首都機場后，以民族風格和多元的藝術創(chuàng)新，打破了文藝界沉悶的學術僵局，成為文藝思想解放的先聲。隨后，張仃又在北京地鐵、長城飯店、昆侖飯店、石家莊火車站、香港中銀大廈等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巨幅壁畫。

張仃的山水畫創(chuàng)始于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他與李可染、羅銘赴江南寫生，歸來后在北京北海公園畫舫齋舉辦聯(lián)展，那一年才37歲。張仃被下放到河北的一所農(nóng)場里進行改造，這讓晚年的他一度對顏色失去了興趣。1974年，困居香山野村荒屋時，在黃賓虹焦墨山水冊頁的影響下，張仃開始了焦墨山水的創(chuàng)作，用焦墨宣釋他的焦慮心情，祈望藝術創(chuàng)造的夢想。在此后的20多年里，張仃的足跡踏遍了祖國河山，把焦墨筆法和墨法發(fā)展成一套完備的藝術語言，并復興了風骨雄強的北派山水，極大開拓了中國山水畫的藝術空間。

“張仃先生堅守民族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博采其他民族優(yōu)長，追隨時代前進步伐，在各個關鍵歷史時期都做出了大手筆的藝術抉擇。從左翼漫畫的中堅力量到解放區(qū)舞臺藝術及時尚生活的設計者，從新中國的首席形象設計師到當代壁畫運動的組織者，從最前衛(wèi)的裝飾繪畫實踐者到焦墨山水畫的開創(chuàng)者，張仃先生70年的藝術生涯，有過許多次抉擇與轉彎，每一次都充滿風險，但每一次他都扼住了命運的咽喉，以他的大心胸、大氣魄、大風范在險境中開出生面，在數(shù)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擔當起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館長馮遠說。高素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