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高海翔

據古徐州志記載：“云龍山位于徐州城南，海拔142米，長達3公里。山分九節(jié)，蜿蜒起伏，云霧其間，狀似神龍…”。 云龍山歷來是徐州百姓和來自外埠客人最喜歡攀登的山峰之一，登云龍山遠眺，敬北魏石佛高香;五十三參玉帶觀音，緬懷蘇公東坡……。每次游云龍山，對我來說，就是赴一場歷史文化的饕餮盛宴!同時，給每一位登云龍山者帶來了不同的收獲和滿足。

徐州是我的家鄉(xiāng)，我與云龍山同在的這塊土地上留下了我60多年的歲月。回憶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無法確定曾登上過云龍山的具體次數，但云龍山的迤邐秀美、動人的傳說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還是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這次重游云龍山實屬計劃之外，原本是去位于云龍山北坡腳下的有線電視臺營業(yè)廳辦事的，結果事情比預計的順利。出得營業(yè)廳轉頭瞧見近在咫尺的云龍山大門，便臨時起意信步踱進山門。

記得最早登上云龍山還是文革前的事兒，那會兒我也就十多歲，除了大佛爺(興化禪寺里的北魏石造像)、飲鶴泉、五十三參(大士巖門外五十三級陡峭的石階)、和觀音殿前的兩棵大樹以外，其它并沒有什么印象。

參加工作以后，單位常舉辦一些訂貨會，研討會等會議活動，我偶爾也曾陪同外地與會的客人登上云龍山參觀。成立家庭以后，在工作之余，還曾利用節(jié)假休息日等攜愛人女兒一同來云龍山游玩。

回想起我印象比較深刻的一次登上云龍山，距現在也將近30年了。那是1993年5月，在徐州舉辦“淮海經濟區(qū)發(fā)展論壇”，市政府請來了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俞曉松與會。恰巧俞曉松是我愛人她們家的一位親戚，我們稱他曉松大哥。會議間隙曉松大哥專門請我們到南郊賓館見了一面，見面后大家互致問候并敘了舊。當時的晁家寬副市長做東宴請了北京方面來的客人。飯后，我和愛人應邀陪同曉松大哥游覽了云龍山。

時間一晃近30年過去了，再次沿著我熟悉的石階拾級而上。在兩側茂密綠植掩映下的石階還是那些石階，只是被游人的腳步磨蹭的更加光滑溫潤了，這些裹挾著“包漿”的石階似乎在向每一位上山的游客展示著云龍山人文歷史的厚重。

記得，進山門不遠處左側有一處津浦鐵路殉難員工紀念碑亭�？森h(huán)顧左右并沒有發(fā)現什么碑亭?經向路過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打問，方知碑亭還在，只是在左前方百米處。哦，原來是我的記憶出現了偏差。

循著這位著制服人的指引很快找到了這座碑亭。這三棱錐形的紀念碑是抗戰(zhàn)勝利后而立，記述著1938年開始徐州鐵路員工駕機車轉戰(zhàn)粵、漢、湘、桂，出生入死英勇抗戰(zhàn)的故事，期間186名津浦鐵路員工殉難報國。為弘揚津浦鐵路人的英雄壯舉和氣吞山河的精神，徐州鐵路于1947年5月立此紀念碑以示后人。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座三棱錐形紀念碑的其中一面刻有186名為國捐軀的徐州鐵路員工的姓名。且刻有殉難員工名諱的這一面正朝著徐州子房山方向，因為子房山腳下有鐵路機務段的車庫和津浦鐵路新村，他們的工友及親人們盼望著英雄的英魂早日回歸!

松柏掩映下的津浦殉難員工紀念碑周圍顯得非常寂靜肅穆，我在此駐足逗留期間極少見有前來觀瞻的游客，偶見一對像是情侶的青年人相擁著走到紀念碑座的下面，在路邊索引牌前稍事停留便又掉頭緩緩離去。

在立于路旁的導引牌上見一“姜公亭”的景點提示，于是便循著路牌的指引前行。途中我努力搜尋著腦海中的記憶，可并沒有關于姜公亭的元素。莫非此與商朝鬼才姜子牙有關?可沒聽說過直鉤釣魚的姜太公與徐州云龍山有什么瓜葛呀。及至姜公亭前看了一旁的文字介紹方得知，此姜公非彼姜公。

姜焯，山東萊州人，清康熙年間曾任徐州知州。姜焯任徐州知州九年間勤正愛民，興辦義學，為徐州人民做了很多實事、好事。譬如著名的《云龍書院》即為姜知州親手而建，姜焯為徐州百姓帶來了一股文明之風，引來巷陌街頭吟詠之聲不絕。

姜焯是何許人物?姜焯與康熙皇帝的親信李熙為堂兄弟，姜焯在任徐州知州期間，承蒙李熙對他極為關照，李熙曾多次點撥姜焯應如何為官，如何為政等。姜焯在任職徐州其間，立志編寫《徐州府志》，并且主筆撰寫。甚至志書的編修、刊印也是姜公捐奉成書的。

可能有人會問，姜焯怎么會與李姓為本家呢?其實，李熙本姓姜，后因其父被正白旗佐領李希泉收為義子，故改李姓。李熙的母親是康熙的奶媽，李熙從小與康熙一塊兒長大，后與《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先后受任杭州織造達二十余年，后李熙妹妹嫁曹寅為妻。據說曹雪芹寫紅樓夢一書時，書中四大家族之一的“史家”就是以姜焯李熙他們家為藍本撰寫的。

以往幾十年數次登云龍山，撒了一把又一把的臭汗，竟對如此鼎鼎大名的徐州太守姜焯及顯赫身世一無所知，足見本人太孤陋寡聞了。

其實姜焯與云龍山的淵源還不止于此。清康熙五十七年，時任徐州知府的姜焯在山頂修繕放鶴亭，在放鶴亭西不遠處搭建工役房舍時發(fā)現一長約八丈，石質精美、狀如觀音的巨石。

隨請來精良石匠，仿照吳道子所作觀世音畫像，雕成送子觀音石造像。因原石當中有一道白色石紋，觀音大士像完成后，橫亙腰間的石紋恰如送子觀音的飄帶，故送子觀音又被稱為玉帶觀音。

為了保護玉帶觀音造像，當時建大殿三間，后來又陸續(xù)擴建，形成一座由圓通寶殿、韋陀殿、僧寮、鐘亭、鼓亭、試衣亭、送暉亭、閣道等組成的大士巖院落。其中試衣亭、送暉亭名出自蘇東坡“云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的詩句。

由于大士巖門外是一處數丈深的懸崖，姜焯命人順山勢砌成53級陡峭石階，直通大士巖寺門。據佛經記載：曾經善財童子南行求法，受文殊菩薩指點依次參拜了五十三位名師，最后終從觀音菩薩那里得道。姜太守此寓意為：參拜觀音大士要像善財童子一樣參拜53次方能面見菩薩。

小時候每一次爬53參都被那陡峭的石階所震撼，雖然每次爬53參都累的氣喘吁吁，但每次登云龍山都無不被53參的魅力吸引至此。多年來對于為何稱其為53參也是似懂非懂，后來得知，原來典故在這兒。

從小就記得，在大士巖觀音殿前的院內有兩棵蒼勁的古柏非常搶眼，這兩棵古樹每棵樹的樹干直徑近一米左右，至少需兩人合抱。樹高足有十幾米，樹冠也有近十米，在略顯局促的院內上空遮天蔽日。這兩棵體量近似、樹齡相仿古老遒勁的柏樹如同孿生姐妹，非常知趣的在院內東西列位相向而立。今日再次見到兩顆大樹倍感親切，大樹還是舊日的模樣，和半個世紀前幾無二致。

記得在東側的一顆柏樹樹干上，距地面約一米高處有一手掌大小橢圓形的天然凹痕，并且這個凹陷處幾乎正對著西側那一棵柏樹。小時候屢屢來到大士巖，總要一只手摸著西側大樹腰身上的凹窩，圍著大樹轉三圈，然后背對著大樹閉著眼睛向前方的另一棵大樹伸出雙手摸索著走去…。說來也怪，如此簡單的游戲竟十有八九會走偏方向，摸不著前方近在咫尺的另一棵大樹，有時未能如愿就再來一次，結果不出所料的又再次失望。

現在回首兒時的行為，真想為那會兒我的誠信點贊。試想，如果在當時走到半路時睜一下眼，哪怕只睜開零點一秒的時間，哪怕只睜開一條縫，我想，實現目標的幾率就大大的提高了。

云龍山巔有一球場大小的平坦區(qū)域，這也是云龍山人文歷史景觀最集中的地方，比如放鶴亭、飲鶴泉、招鶴亭、乾隆御碑亭、船廳、碑廊等都集中于此。其它如興化禪寺、大士巖等也都在附近。而且從此處去往觀景臺、黃茅崗、東坡石床、云龍書院等處也很方便。

在這一景區(qū)內恐怕要數放鶴亭、飲鶴泉、招鶴亭最為著名了。放鶴亭本為北宋隱士，號稱“云龍山人”的張?zhí)祗K所筑。據說張山人居于云龍山西麓黃茅崗，每天清晨會在此訓練放飛豢養(yǎng)的兩只仙鶴，故名“放鶴亭”。放鶴亭為中國傳統(tǒng)歇山型建筑，其飛檐丹楹寬敞明亮，并前有平臺、周有圍廊，環(huán)境十分優(yōu)雅。在放鶴亭西側另有一泓清泉名曰“飲鶴泉”。其實飲鶴泉本名“石佛泉”，后因放鶴亭而易名為飲鶴泉，現泉亭相依已愈千年，為云龍山非常重要的文物景點。

時任徐州知府的蘇軾常與賓客、幕僚來放鶴亭飲酒。蘇東坡與張山人是好友且關系甚厚，兩人在飲酒酣暢之際，由鶴的悠閑自在言及隱居的樂趣，繼而談古論今，大發(fā)感慨。這段往事成就了號稱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的傳世佳作為“放鶴亭記”。

正因為蘇東坡的《放鶴亭記》為徐州云龍山注入了不朽的靈魂，千百年來由于戰(zhàn)爭摧殘和風雨侵襲，放鶴亭一廢再廢，但也一建再建。雖然現存的放鶴亭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變成了“放鶴廳”?但這些都不重要了，蘇軾寫于徐州云龍山的《放鶴亭記》已經是流傳千古的名篇，這山這亭早已成了享譽天下浸滿東坡文化的名山名亭了。

因蘇軾在《放鶴亭記》一文中有涉及放鶴、招鶴內容的緣故，后人在距離飲鶴泉一側約20米左右，在一個突兀的高處補建招鶴亭一座。此舉雖有狗尾續(xù)貂之嫌，但也相應成趣。據說后來有人建議把現放鶴亭辟為張三人故居，而把招鶴亭改為放鶴亭。

我認為：對此不必過于較真兒，只要人們心中有一部《放鶴亭記》，有一個放鶴亭就足夠了。比如，國畫大師李可染于1945年曾為家鄉(xiāng)位于云龍山巔的放鶴亭創(chuàng)作了國畫一幅，畫中放鶴亭并非按原型寫實，而是在大潑墨山體中，用寥寥幾筆勾描了一座四柱挑檐陋亭，且亭前上方空中恰有兩只仙鶴結伴展翅。

從這幅渾厚凝重似如金石，且大面積留白的畫作中足可見可染大師的大家風范和對家鄉(xiāng)的情懷，以及對云龍山對放鶴亭等名勝典故的解讀。后于2007年3月26日恰值大師誕辰100周年之際，國家郵政局發(fā)行《李可染作品選》特種郵票一套，其中大師用畫筆詮釋放鶴亭的這幅佳作被作為精品而收入其中。

云龍山東坡有一座古剎，吸引著每一位登上云龍山的游客，這處古剎名曰“興化禪寺”。百度詞條介紹說：徐州興化禪寺是一座氣勢恢宏、規(guī)模浩大、建制完善的禪宗寺院，屬古徐州八大寺之一…。興化寺原名“石佛寺”，因寺內有一巨大石佛而得名。

據考證，寺內石佛半身造像依山勢而鑿，始于北魏，距今已1500余年歷史，與山西大同的云岡石窟和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為同時期產物。石佛高約三丈六尺，初為一露天佛首像，后續(xù)刻雙臂、胸及雙手。自唐朝開元年間始為佛教禪宗寺院，現在覆蓋于石佛的殿堂始建于明代。其中大佛殿有一亮點一般往往不被人們所注意，就是由于大佛依山而建，后建殿堂時因后檐下距石壁僅用三層磚壘砌。固有“三磚高的殿覆蓋三丈六的佛!”之稱，成為禪寺一大奇觀。

現在興化寺占地7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積近2000平方米。寺院幾經修葺后即保持了明代的建筑風貌又煥然一新。殿堂飛檐斗拱、翹角凌空、金飾彩繪、氣勢恢宏。殿內供奉的釋迦摩尼佛祖等各路神像慈憫安詳、莊嚴肅穆。1995年省政府已把興化寺列為省級文保單位，現在也是徐州市佛教協(xié)會的辦公地址。

在大佛殿內參觀時游客不多，整個大佛殿除了我和那位坐在大門內側桌子后面打瞌睡的和尚以外，只有一位近30歲的年輕女子帶著一個3歲左右穿黃色條紋套裝的男孩子，正在進門處地面的蒲團上，面向大佛虔誠的跪拜。這位女青年身材中等偏高，模樣俊俏、膚色白皙、體態(tài)微胖，穿著講究，看上去十足一個小富婆。這位透著幾分富貴的小富婆隨著每一次的跪拜，身體也緩慢地一起一伏，同時嘴里喃喃耳語像是在說著什么。

由于她說話比較輕聲，也由于我離她還有一段距離，她嘴里說的什么俺也聽不見，俺也不敢問。她身邊那個本就不大的孩子在高大肅穆的大殿內更顯嬌小，從遠處看像極了一個玩具娃娃。也許孩子過于早熟懂事兒，也許孩子太小被眼前肅穆陰森的氛圍嚇的有點兒失機，機械地效仿著身邊這位可能是媽媽的大人，在緊挨著的另一個蒲團上一聲不吭也認真地面向大佛跪拜，只是在身體起伏的時間倆人不在同一個頻次上，小娃娃總是顯得慢了半拍。

此時我的注意力已經完全被眼前這個憨態(tài)可掬的小娃娃所吸引了，完全忽略了前面的大佛是否會被此情此景所感動?當然，我估計這石佛的表情是不會有什么變化的。要不是寺廟有規(guī)定：殿內嚴禁拍照!我一定會用手機把小朋友的舉動拍下來，這將是一幅多么生動的畫面啊。

在徐州，尤其說到云龍山，有一個人不得不提。對，這人就是蘇軾，我國歷史著名大家，古徐州地方的父母官，徐州知府蘇東坡。

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林語堂在他所著《蘇東坡傳》一書中是這樣描述蘇東坡的，他說：蘇東坡是一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作家、畫家、書法家、詩人，是佛教徒，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飲酒成性者，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但這還不足以說明蘇東坡的全部……蘇東坡比中國其他詩人更具有天才的多面性和豐富的幽默感，心靈深處更像天真的小孩兒……

從蘇軾在任徐州知府期間所作為足可見東坡先生的神韻所在。比如：一天蘇東坡在云龍山放鶴亭喝酒，傍晚前后蘇軾趁著酒興下山。當走到云龍山西麓黃茅崗時，酒勁上來了，蘇東坡隨便臥在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了一會兒。蘇東坡看身邊如群羊般的亂石，遂吟《登云龍山》詩一首：“醉中走上黃茅崗，滿崗亂石如群羊。崗頭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路人舉首東南望，歌聲落谷秋風長。拍手大笑使君狂。”

可能有人會說這首詩的格式有問題，后半首詩似有詞意不連貫之嫌。你說對了，正因為蘇東坡在酒興酣醉之時，吟作此詩，所以更貼近當時境況，在蘇東坡諸多詩作中更顯珍貴�，F在位于云龍山西坡的黃茅崗及東坡醉酒而臥的石床被辟為一個景區(qū)。

記得原來附近還有一個不知哪個朝代立的花崗巖的石牌坊，上有“黃茅岡”三個字。據說這黃茅岡仨字是明代大文學家兵部尚書王守仁所題，由于年代久遠，牌坊表面雖然斑駁但黃茅崗幾個遒勁大字還可辨認。只是這一次沒有看到，不知是牌坊不在了?還是我的記憶產生了偏差記錯了具體位置。

據記載，蘇軾任徐州知府不久就遇到一場水患。當時，黃河上游決堤，河水一瀉千里，徐州城下河水暴漲，富有者攜眷出逃，老百姓民心動搖，情勢非常緊急。初上任的知府蘇軾當機立斷說：有我在，絕不任水毀城。

蘇東坡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蘇東坡立即召集民工萬余人修堤抗洪，自己也身披雨具，連月日夜守在城中，就連他的兒子蘇邁、蘇迨，妹妹蘇軫也加入了抗洪搶險。眼見七十余日“水穿城下做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險情依舊，在這萬分緊急之際蘇軾的妹妹蘇軫在高處飛身躍下，隨即淹沒于泛濫的黃河水中。后來河水歸于故道漸見消退，由于蘇軫當時身披一頂紅色的斗篷，三天后人們在黃河下游城南的水面上看到一件漂流著的紅斗篷。

蘇軫為徐州百姓舍身取義的壯舉傳遍了黃河兩岸，感動了徐州的老百姓，從此人們都把蘇軫親切的喚著“蘇小妹”，把看見蘇小妹紅斗篷的地方叫做現紅。慢慢的時間久了，人們把“現紅”叫成了“顯紅”，再后來顯紅又被叫成了“下洪”�，F在你站在和平橋上往南瞧，會看見不遠處故黃河水面上有一個古色古香、綠樹茵茵精致的小島嶼，對了，這就是“顯紅島”，就是蘇小妹為徐州人民舍身取義的懷念之地。

眾所周知，蘇東坡有不少佛教界朋友。其中，曾少時在“竹林寺”出家的佛印和尚三歲即能讀《論語》、五歲能誦詩三千首。后精通五經、諸家詩，被稱為神童，后被朝廷賜號：“佛印禪師”。佛印禪師與蘇東坡過往甚密，可稱為至交。

一次蘇東坡與佛印對坐侃談，佛印對蘇東坡說：“觀君坐姿酷如佛祖”，蘇東坡大喜，但詼諧性發(fā)，遂道：“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糞”。佛印聽了只是微微一笑。蘇東坡回家后暗暗得意，就把這件事告訴了蘇小妹。蘇小妹聽了蘇東坡的話后說：哥哥你輸了。佛經云：心有所想目有所見。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像佛，你說他像牛糞，說明你心中只有牛糞啊。

據說，蘇小妹為了找到如意郎君曾以文招胥，消息傳出，呈文者不計其數。其中一個叫方若虛的豪門公子對小妹傾慕已久，特送來詩文數篇。誰知小妹一看，平淡如水。提筆在上面批了一聯：“筆底才華少，胸中韜略無。”蘇東坡看到后感到似有不妥，便在小妹的聯語后面各添加一字改成：筆底才華少有，胸中韜略無窮。

蘇東坡蘇小妹兄妹皆胸有文墨、才華側漏，在我小的時候曾聽父親說起過蘇東坡兄妹互相調侃的一個趣聞：一次閑暇時蘇小妹拿哥哥蘇東坡的大額頭開玩笑說：“出門未曾三步遠，額頭早已撞南墻。”蘇東坡回頭見妹妹蘇軫的長臉會心一笑，遂回道：“去春一滴相思淚，至今未曾到腮邊。”只日常一句調侃玩笑，足見文人的智慧使生活也常充滿詼諧溫馨。

關于蘇小妹，后人說法不一，有人說她才華橫溢，有人說她其貌不揚，有人說蘇小妹與秦少游喜結伉儷，還有人說歷史上蘇小妹查無此人。不管怎么說，民間有關蘇小妹的傳聞流傳甚廣，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蘇小妹。

古徐州地杰人靈、帝王將相輩出，如：漢高祖劉邦、南唐后主李煜、宋武帝劉裕、梁武帝蕭衍，楚霸王項羽。僅就隨劉邦征戰(zhàn)功成、獲疆土分封的王侯就有 20多人，如蕭何、曹參、樊噲等。

徐州還哺育出一代代文人騷客如：道教創(chuàng)始人張道陵。在徐州度過了23個春秋自稱徐州是其故園的大詩人白居易。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而聞名于世的范仲淹。同是唐朝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的劉禹錫。曾在徐州茱萸寺掛單，號稱詩佛的王維。以及民國初期被稱為“四大書法家”之一的張伯英等。

浸透歷史文化的徐州這片沃土，還誕生了如：國畫大師李可染、雕塑大師劉開渠、音樂家馬可，還有在解放戰(zhàn)爭中犧牲的烈士宋綺云和他的兒子小蘿頭宋振中。

位于徐州這片土地上的云龍山，得天獨厚的享受著厚重歷史人文的滋潤，引來歷代不同時期名人的光臨。宋代蘇東坡任徐州太守時，曾多次攜友游覽云龍山，留下許多傳世佳作名篇。先后登臨云龍山的歷代名人有：劉邦、劉裕、蘇軾、乾隆、邵大業(yè)、毛澤東、蔣介石、胡錦濤、李鵬、朱镕基、李可染等。

據說清乾隆帝六下江南，其中四次蒞臨徐州，乾隆到徐州幾乎每次必登云龍山，而且一定要留下一些標榜風雅的御制詩書。有一次乾隆爺慕蘇東坡之名，乘興登上云龍山，由于徐州歷經戰(zhàn)亂，許多歷史遺存保留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滿意，乾隆遂把蘇東坡所作“放鶴亭記”抄錄一遍�，F放鶴亭西北角有一碑亭，亭內即為乾隆手書蘇東坡“放鶴亭記”御碑。

乾隆皇帝在徐州的行宮就設在云龍山北坡腳下，乾隆行宮為清幽典雅的古代園林建筑，東側是一個碑園，整個行宮精致小巧，翠竹掩映、墨香浮動。乾隆行宮現也是徐州極具歷史價值的一個旅游景點，具體位置就在云龍山北門對面，徐州博物館東隔壁。

據說，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共離開過首都北京22次，其中8次到過徐州。有記載，1952年10月29日, 毛澤東第二次來徐州的時候，在公安部長羅瑞卿，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許世友，和時任徐州市地方領導的華誠一、張光中等人的陪同下饒有興致的登上了云龍山。

毛主席參觀了當時興化寺內的石佛造像，高度贊賞了北魏時期的石造像藝術。出興化寺到放鶴亭，當看到位于山巔飲鶴泉那一泓清澈見底的泉水時，感到非常驚奇并深有感觸地說：“事是荒唐，但能在這數丈深的巖石上鑿出水來，則是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隨后問到飲鶴泉與放鶴亭哪個歷史更早些?張光中回答：應該是飲鶴泉在先，飲鶴泉原為石佛泉，因石佛寺而名。后因蘇軾《放鶴亭記》而易名。毛主席隨口吟到：“山人有二鶴，其馴而善飛。旦側望西山之缺而放焉…”這是蘇軾《放鶴亭記》中的內容。

當看到飲鶴泉西南方向有一座碑亭時，毛主席問這是什么碑?華誠一說這是乾隆皇帝的手跡。毛主席頗有感觸地說：這個人到處亂寫，雖無佳句也算是古跡了。毛主席又看到遠處的山頭光禿禿的就問道：那些山上為什么沒有種樹?華誠一答道：可能與徐州古戰(zhàn)場有關吧，傳說張良吹簫，一曲楚樂吹散項羽八萬子弟兵，吹的群山滿目凄涼。

云龍山懷古亭原名“醉亭”，為方便古代文人隱士飲酒休息而建。毛澤東主席與其隨從在此亭合影留念，并作出“綠化荒山，變窮山為富山”的重要指示。從此，徐州人民掀起了植樹造林，綠化家鄉(xiāng)的熱潮。為紀念毛主席登臨，此亭更名為“懷古亭”。

 

作者簡介：高海翔，男，1952年生于徐州，現在常居住在南京，1970年徐州鐵路子弟中學畢業(yè)參加工作。退休前在徐工集團工廠從事企業(yè)管理工作，曾經在徐州經濟干部管理學院進修，經濟師職稱。

曾任《中國機械報》《江蘇工人報》《徐州日報》通訊員，多次在報紙發(fā)表通訊報道并獲獎。多年以來，在認真工作的同時，酷愛文學創(chuàng)作，筆耕不輟，作品多為散文、游記、隨筆等，偶有詩詞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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