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是我少年時代夢寐以求的理想。但后來由于家境清寒，我選擇了師范學校，那里管吃管住。1951年7月，我被分配到泗洪縣當小學教師，一干就是5年。然而大學夢卻一直埋在心里，等待時機。

1956年春，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允許機關干部、在職教師考大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隨即給在合肥電影學校上學的弟弟寫信，請他幫助購買一本《高考大綱》。弟弟復信說，他接信后連中飯也沒吃，“以百米的速度”跑到新華書店買了《大綱》，當即到郵局寄出。

這時，我計算一下，距離高考只有100天了。

我的同事安國梁是1955年從無錫師范畢業(yè)分配來的，他也在積極備考。于是我們借來高中語文、歷史、地理、政治等課本，根據(jù)大綱的具體要求，挑燈夜戰(zhàn)，大約用了一個月時間，各自寫了十多本應試筆記。這期間，我們兩次徒步縣城，單程80里，往返160里。第一次是到教育局辦理報名審批手續(xù)，第二次是到縣醫(yī)院體檢。另外，縣城沒有X光機，還要沿淮河逆流而西，乘坐一天小火輪，航程200多里，到蚌埠市做X光胸透，往返3天，直到5月上旬才完成申請報名和體檢的各項手續(xù)，沉下心來開始復習，背誦大綱筆記。當時年輕，精力充沛，記憶力強，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知識部分便背得滾瓜爛熟了。

這一年進入6月以來，連降大雨，淮河暴漲，溝滿河平。7月8日上午，文教區(qū)員派人送來通知，讓我們立即去教育局領取介紹信等報名審批資料，前往徐州參加高考。我和安國梁隨即動身，身背應考資料,一手打著雨傘，一手拄著木棍，趟著水，深一腳，淺一腳，朝東北方向趕往縣城，直到下午5時才到達教育局。一邊辦手續(xù)，一邊吃飯，一邊休息。晚上8時，我們又踏著泥濘，沿著宿（宿縣）泗（泗洪）公路，徒步西行70多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趕到泗縣汽車站。但是，發(fā)往宿縣的班車（敞篷卡車）已經走完了。

無可奈何，我們找了一家4毛錢一晚的小旅館，邊洗腳，邊拿出資料復習。這時，才看清雙腳布滿血泡，簡直像腐朽霉爛的山芋，疼痛難忍。

7月11日下午，我們從宿縣改乘火車趕往徐州,住進距離考點（徐州三中）較近的淮海飯店（今花園飯店），安排在價位便宜的臨街二樓通道上。

12日上午8時，我們提前趕到徐州三中。這時，才發(fā)現(xiàn)泗洪縣遲到的考生還有10多人�？脊賳柮髑闆r，直截了當，一口回絕：報名時間8日已經截止，你們回去吧，明年再考。幾乎沒有一點商量的余地。

于是，我們這幫趕考“舉子”與考官之間進行了一場和風細雨式的“唇槍舌戰(zhàn)”。至今已經61年，往事并不如煙，而且刻骨銘心，恍如眼前——

“我們參加高考是經過組織批準的，相關材料早由組織報給你們。為什么不讓我們報名考試？”

“明文規(guī)定，7月8日截止報名，你們已經逾期4天，考場都已經安排就緒，不能補報。明年再考。”

“只要讓我們考試，沒有教室，露天也可以；沒有桌凳，坐在地上也可以。”

“讓你們坐在地上考試，上級批評我們，我們怎么向上級交代？”

“我們可以寫保證書，保證不提意見。”

“不讓人提意見，還叫人寫保證書。要是登報，夠典型生動的！”

……

你一言，我一語，考官們強調“文件規(guī)定”，考生們強調“實事求是”。但雙方都能心平氣和，沒有爭吵，氣氛緩和，間或還發(fā)出一些笑聲。

大概是被我們的趕考經歷和訴求打動了，考官最終答應我們向省里匯報請示后再定。當天下午，我們補辦了報名手續(xù)，被安排在三中附近的大壩頭小學第六考場，也是最后一個考場，我就是這個考場的最后一名考生——最后一個報名、最后一個考場、最后一名考生，即所謂“三最”考生。

7月15日，第一場考語文。語文常識題只翻譯一小段《廉頗藺相如列傳》；作文題目是“生活在幸福的時代里”。

天道酬勤，地道憐苦。8月下旬，我接到南京師院中文系的錄取通知書，圓了我少年時代的上大學之夢。安國梁考取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每每回顧60年前這段高考經歷，感慨良多。后來，我當了中學教師，每逢送學生高考，總是想到自己的那段經歷，對學生總是關心備至；1977年恢復高考，我在徐州地區(qū)高校招生辦公室工作4年，常為一些特殊困難的考生提供方便，都源于當年那段高考經歷。

看看現(xiàn)在的高考學子，有親人接送，有老師陪護，有警察保護，有志愿者服務……同我們當年相比，可謂“幸福”已達“極致”。然而，我不嫉妒，也不羨慕，因為我比他們多了一筆人生“財富”。不是嗎？

來源：2017年6月3日徐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