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碑今剩幾，只字重兼金”，清代學者王東懿在一首詩中這樣形容漢碑文字的珍貴。

漢碑刻石是研究漢代社會重要的實物資料，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中國古代金石學和近代考古學一直將漢代碑刻作為重要研究對象。

本月剛剛出版的《徐州漢碑刻石通論》收入了自上世紀80年代迄今在徐州發(fā)現(xiàn)的漢碑刻石40余種，加上史籍記載碑文、碑名共50余種。這一數(shù)字在全國漢碑刻石中占有多大比重？算多么？

“多。”《徐州漢碑刻石通論》作者，徐州漢畫像石藝術館原館長武利華本周接受采訪時說：“中國首部《漢碑全集》共收錄全國兩漢刻石拓本360件，而徐州近年就發(fā)現(xiàn)了40余種，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史學價值，在全國都相當有分量，極具影響力。”

漢碑與刻石是兩個相似而又不同的概念。武利華說，碑是一種形制特別并有特定文化含義的刻石，除了墓碑，還有紀事碑、頌德碑、祭祀碑等。與碑相比，刻石的概念更加寬泛，凡刻在石頭上的文字都可以稱為刻石。

漢代碑石蘊含著重要的歷史資料，但作為漢代重要政治經(jīng)濟地區(qū)的徐州，此前一直沒有專門收集研究碑石的專著。對于新書的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超評價說：“本書很好地填補了這一空白，它不僅是徐州地方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石刻研究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文/圖 徐報融媒記者 張瑾

20年積累，為徐州漢碑石刻立傳

20年積累，兩年成稿，一年編校，繼2017年出版《徐州漢畫像石通論》之后，武利華又為《漢學大系》叢書增加了一部重量級著作，他說這要得益于徐州近幾十年豐厚的漢代考古發(fā)掘：“原本并沒有出書的打算，原因是以往徐州發(fā)現(xiàn)的漢碑資料太少。”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考古的新發(fā)現(xiàn)，徐州漢碑刻石的數(shù)量與日俱增，西漢刻石、墓闕題記、祠堂題記、墓志銘、禁令公告、鎮(zhèn)墓石刻、黃腸石題記頻頻現(xiàn)身，令學界驚嘆：“每當徐州發(fā)現(xiàn)一處漢碑刻石，我就想究其內容，寫出一篇短文放入書篋，時間久了，積少成多，一部書稿的雛形竟有了，其間斷續(xù)經(jīng)歷了20年。”

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自昔長于金石之學者，必為深研經(jīng)史之人”。武利華感慨：“漢碑涉及天文歷法、典章制度、職官沿革、宗教思想、禮儀習俗、人物事跡、書法字學，無所不包，徐州漢碑研究的過程也是自己知識水平提高的過程。”

釋文辨字是研究漢碑的基礎，有些碑文風雨剝蝕、磨泐不清，字跡與剝蝕的石痕混雜一起，看碑久了，眼花繚亂，特別是漢碑的書寫大量使用了異體字、俗體字、通假字、古今字和增筆減筆，更增加了釋文的難度，辨識一字往往要數(shù)日甚至數(shù)月。

為識出碑上的通篇文字，武利華按碑文字數(shù)在紙上畫出縱橫方格，如填字游戲般，每識一字則填入一格，當格數(shù)寫滿、疏通文義的時候，喜悅之情難以言表：“碑刻研究雖然枯燥，但并不無味，自甘靜寂地迷入這項研究中，常感到物我兩空，自得其樂。”

古載今存，徐州是漢碑富藏之地

徐州是漢高祖劉邦的桑梓故里，兩漢文化遺存豐富，徐州地區(qū)漢碑一直受古今學者的關注。清人葉昌熾曾言“欲訪唐碑當入秦，欲訪先秦漢魏諸碑，當游齊魯”。武利華說，徐州地接齊魯，以史書的記載和新近的發(fā)現(xiàn)看，徐州及其周邊地區(qū)是漢碑刻石出土最多的地區(qū)。

“歷史記載的徐州散失漢碑有15方左右，其中碑失文存的有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銘》、蔡邕《度尚碑》《陳球碑》等，存有碑目的有《高祖廟三碑》《留侯碑》等。這些碑文因文采斐然而彪炳千古，保存在《藝文類聚》《全漢文》等文獻中，成為史學、文學、碑學研究的重要對象。”

明代之后，徐州因黃河數(shù)次決堤，三次湮城，原先保存在地面上的石碑被深埋于黃土，讓史籍中記載的漢碑佚失殆盡。直至近年，徐州又出土了一批漢碑刻石。從1972年進入文博系統(tǒng)工作的武利華見證了徐州漢代考古的輝煌：

“西漢碑石非常珍稀罕見，全國發(fā)現(xiàn)不足30件。徐州北洞山漢墓、獅子山楚王墓、馱籃山漢墓、龜山漢墓等都發(fā)現(xiàn)了塞石上有文字。此外，徐州民間還藏有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前1年)刻石，通篇有70多字，是目前發(fā)現(xiàn)西漢刻石中文字最多的一例。”

“東漢時期，徐州的碑刻主要是畫像石題記和黃腸石刻銘等，目前發(fā)現(xiàn)畫像石題記25處，黃腸石刻銘100余塊，此外還有文獻價值極高的彭城相繆宇墓志、徐州從事繆紆墓志、黃石公鎮(zhèn)墓刻石、彭城相袁賀府君教碑等，都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

探賾索隱，傾聽來自歷史的聲音

漢碑刻石大量使用了通假字、異體字、碑別字、俗字，一字誤釋便會造成整個文義的錯誤。武利華充分利用前人研究，又不囿于舊解：“徐州漢碑刻石是研究漢代歷史、喪葬風俗、經(jīng)典異同、年代先后、書體嬗變的珍貴實物資料。研究新出土的漢碑刻石首先在碑文識讀，人們通常用‘隸定’或‘楷定’也就是現(xiàn)在的文字對古文字進行轉寫，以掃清閱讀障礙。”

龜山漢墓的甬道塞石“第百上石銘”內容爭議已久。武利華結合諸家研究，將文字楷定為“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郭，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賢大夫，幸視此書，如目勞也，仁者悲之。”其中的“古”通‘故’，“尸”指主祭祀的執(zhí)事，“不”有簡陋的詞義，“服”為服喪意。他說：“這句話不是為盜墓者設立的禳盜文，而是墓主楚王劉注有關薄葬的遺令，其意出自漢文帝劉恒的遺詔。”

“刻于熹平五年的《黃石公鎮(zhèn)墓刻石》，是研究東漢末年道教以陰陽五行禳災療疾的重要出土文獻。碑文中大量使用了古今字和通假字，如‘固’通‘痼’，‘言’通‘衍’，疏通這些文字后，碑文的意思就清楚了。”

徐州漢碑中有許多引經(jīng)文字，如銅山伊莊畫像祠堂題記中有一段文字摘自《孝經(jīng)·喪親章》，但字數(shù)要比今傳本《孝經(jīng)》多出不少。武利華分析：“《孝經(jīng)》有古今兩個版本系統(tǒng)，在漢代都十分流行，銅山出土的題記所引文獻或是出自與《孝經(jīng)》內容相似的另一部失傳的文本，也可能屬于《孝經(jīng)》傳注解說性質的書，對于研究文獻傳抄過程中的衍誤有補正的作用。”

補史缺漏，石上記載解千年之謎

展讀《徐州漢碑刻石通論》，來自2000年前的有字石頭為今人研究漢代歷史提供了珍貴參考。

漢高祖的母親，史書記載為劉媼，“媼”多解釋為老婦，也就是說劉邦母親不知其姓，依劉邦的父親為劉媼氏，而班固《高祖泗水亭碑銘》有“母溫氏”三字，可證漢代有劉邦母親姓“溫”一說。

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親撰的《高祖泗水亭碑銘》分《序》《高祖銘》《十八侯銘》三部分，《十八侯銘》又稱《十八侯贊》，武利華推測漢代的泗水亭高祖廟很可能刻有漢開國將領十八侯的畫像，畫像部分已經(jīng)散失，幸而留下了這些碑文。

在武利華的眼中，枯燥的古字，沉默的石頭，處處都攜帶著古人的信息，讀之不盡：

“徐州新發(fā)現(xiàn)的墓闕、祠堂題記中�？逃杏缅X若干的文字，對研究漢代貨幣經(jīng)濟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徐州漢畫像石中有10處記載了建造墓室、祠堂費值信息的刻石題記，如睢寧縣古邳鎮(zhèn)苗莊的石槨墓‘直萬當千’等。東漢時期官吏平均年俸為1.6萬錢，漢畫像石題記中的費用在5000錢到20萬錢不等，這些費用雖有虛榮浮夸的心理，卻反映了當時物價情況以及當時社會的厚葬之風。”

“彭城相袁賀是東漢名臣袁安的曾孫，史書對袁賀任彭城相的時間和事跡缺少記載，新發(fā)現(xiàn)的《府君教碑》不僅記錄了袁賀任彭城相的時間，還第一次為我們展示出漢代官府公告的完整樣式。”

“徐州漢碑刻石時間跨度長，有明確紀年的碑刻達25方，其間經(jīng)歷了西漢篆書、隸變、成熟隸書三個階段，只要將徐州新發(fā)現(xiàn)的漢碑刻石按年代梳理，就可以看出漢代書體風格的變化過程。”

自2015年退休，武利華沉潛書房，厚積薄發(fā)，已完成了《中華圖像文化史·秦漢卷》秦漢卷、漢畫卷、銅鏡卷五卷書稿，一人占了這套50卷本叢書的十分之一。他自言不會打牌、釣魚，在學術中可以獲得無窮趣味。對于《徐州漢碑刻石通論》的出版，他說：“徐州漢碑刻石的研究是一個有始無終的過程，書稿付梓也只是研究的開始，期待書里提供的資料能為不同領域的專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