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空洞的完美生活

現(xiàn)代生活中，從生孩子、孩子起名、到生日會、戀愛、婚禮、老人照顧、葬禮，只要你愿意出錢，你的生活從搖籃到墳墓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可以請到專業(yè)人士量身定制。而你越多使用這些服務，就越會對這些專業(yè)人士言聽計從。

“好在我們現(xiàn)在還沒到完全失控的程度，但我們需要想想我們究竟在走向哪里”

中國人的“外包”生活

“在我們的生活中，外包的項目越來越多。勞動不再是光榮，自己動手做點什么成了失敗的象征。”

外人打理的家務事

70后的葉青(化名)是中央戲劇學院的老師，同時在北京電視臺主持著兩檔節(jié)目，平時忙起來沒日夜。性格強勢又能干的她，曾堅持不雇保姆，直到2010年第二個兒子出生。當時大兒子還沒上幼兒園，正能哭能鬧;老公長期在海外出差，家里的活基本指望不上。分身乏術的葉青無奈給朋友打了電話，朋友從老家介紹了一個“靠得住的人”。

3000元月薪，管吃住。本來與葉家毫無關聯(lián)、在山西老家當保姆的小強第一次來了北京。

50多歲的小強是典型的農村婦女，樸實、干起活來大大咧咧，卻從不偷懶。因為名字里有個“強”字，剛開始葉青一家開玩笑地叫她“小強”，后來叫習慣了。小強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孩子，陪孩子一起睡，夜里起來數(shù)次檢查被子是否蓋好;孩子經(jīng)常兩點鐘哭鬧要吃奶，凌晨四點鐘就要起床，小強的作息全跟著孩子走。白天喂奶喂飯，洗孩子衣服，偶爾打個盹兒。為了帶好孩子，小強甚至學起了普通話。

兩年多來，“外人”小強磕磕絆絆帶著孩子長大，會走路、咿咿呀呀地會說話了……葉青一家和也小強處出了感情。“小強做飯可難吃了。”葉青半開玩笑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全家都喜歡她，兩歲的兒子也離不開她。”

在北京，和小強一樣的家政服務從業(yè)者在冊的有二十多萬。根據(jù)國家發(fā)改委國際合作中心和北京某家政服務公司成立的課題組提供的數(shù)據(jù)，2012年，在北京600多萬戶家庭中，像葉青這樣有家政服務需求的家庭有80萬。這個數(shù)字不包括單身的需要家政服務者。

在北京工作的臺灣人劉凱文就是一位離不開“外包”服務的單身男。

劉凱文從事廣告行業(yè)，來北京四年，相伴左右的是一條兩歲的薩摩犬“妹妹”。剛來北京時，為了先全心應對工作，劉凱文經(jīng)朋友介紹雇傭了 “阿姨”蕭娟，并一直合作到現(xiàn)在。第一次見到蕭娟，他驚訝這個朋友口中的“阿姨”如此年輕。于是二十出頭“阿姨”蕭娟拿著劉凱文交付的家鑰匙每周上門三次，打掃房間、熨衣服，喂狗、遛狗。一個月領900元錢薪水。“除了我家，蕭娟同時給四五家打工。很多都是雇主都是單身，要求干的活也多半是打掃衛(wèi)生，偶爾做飯。”劉凱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所知道的北京青年的生活狀態(tài)。

平時上班很忙，劉凱文牽掛家里的薩摩。“我白天都不在，‘妹妹’會很寂寞”，劉凱文很喜歡這個叫“妹妹”的狗，可是每天薩摩吃什么、吃多少、什么時候吃，都只能交給“阿姨”完成。

劉凱文說，像他這樣的單身人士，雇傭鐘點工的唯一選擇就是把鑰匙留給對方。“需要囑咐的話，通常會寫在紙條上。”他說，這樣的信任，也是現(xiàn)實之下的無奈之舉。“我有一個朋友，有一次上班有事臨時回家，一打開門，發(fā)現(xiàn)‘阿姨’正帶著自己的家人在她家洗澡。”劉凱文笑著說，類似的例子在朋友圈中并不鮮見。

除了打掃衛(wèi)生，做飯也是不少單身人士必需的“外包”。劉凱文的朋友景浩，最近請了一個“阿姨”，她做川菜拿手。

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擔家務，目前在中國的大都市已很普遍。宜家委托ISOPUBLIC調查公司2005年的一份調研發(fā)現(xiàn)，上海只有不到5%的白領女性下班后回家做飯，這一數(shù)字接近于北京和廣州相應調查結果的一半。還有10%的被調查者坦言她們從來不做飯。

她們的選擇多是方便、無處不在的“外包”：在外面就餐、請家政人員在家做、或者干脆叫外賣。

“專業(yè)服務”，無處不在

而如今在中國，一個家庭的“外包”生活，從這個家庭組建之初就開始了。

整個國慶假期，楊雪(化名)忙得團團轉。在連云港經(jīng)營著一家小型婚慶公司的她，黃金周連續(xù)接了三場婚禮。由于說話太多，剛歇下來，楊雪扁桃體就發(fā)炎了。“這幾天幼兒園又開學，還要上課，每天帶著水杯喝不停。”楊雪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喜宴上光鮮的婚禮策劃師楊雪，另一個身份是幼兒園音樂老師。

2007年，楊雪身邊的朋友陸續(xù)結婚，公認有文藝細胞的她被拉去幫忙策劃婚禮。那時候婚禮策劃興起沒幾年，朋友的一席話提醒了她，“為了辦婚禮簡直脫了一層皮，要是有可靠又便宜的策劃公司，哪用這樣折磨自己。”于是當幼師的楊雪，和朋友合伙搞起了副業(yè)。

經(jīng)營至今5年，楊雪生意沒有做大，但在這個中國的沿海城市里也已小有名氣，“現(xiàn)在的年輕人，對婚禮要求高，有的干脆要辦成一個小型音樂會。專業(yè)的婚禮公司有人手、有設備，客戶覺得很省事。”

省事，是不少年輕人外包婚禮的主要原因之一。楊雪介紹，有的新人甚至在外地工作，回家只是辦事，沒時間參與籌劃，自己婚禮的策劃基本都是公司和他們的父母商量完成。“這次國慶，有一對新人是從上海趕回來，之前基本上是和男方的父母溝通，喜宴開始前新人只是排練了幾次。”

楊雪還把弟弟拉入了自己的團隊，除了開車接人運道具外，還負責收集最流行的視頻、音樂，了解最新婚禮創(chuàng)意。“現(xiàn)在的婚禮也講究個性定制，所以我們這也應該算是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吧。”這個國慶，這份副業(yè)給她帶來了過萬收入。

楊雪看好這份行業(yè)，并非沒有根據(jù)。數(shù)據(jù)顯示，2011年，中國人在婚禮上的花費是530億美元，今年有望突破570億美元。

顯然，這樣通過“外包”“完美”自己的生活，婚慶公司只是個開始。

北京的好太太幸福學院，這個秋天也忙碌起來。學院市場部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們正在為11月開學的10人課程班招人。“學費10萬，學期是14天。學期結束后，還會有一年的陪伴成長期，學員可以在任何時間聯(lián)系我們的導師。”

課程基本是心靈導師課、家庭案例分析等，網(wǎng)絡上熱炒的“斗小三”手段，也在教學之列。“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家庭遇到問題，很多人不懂得解決，或者干脆離婚。”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開設課程是為幫有經(jīng)濟實力的女性過上更幸福的婚姻生活。

從最初的“淑女班”到如今越來越多的“太太班”，“如何做女人”似乎成了許多在婚姻中或即將步入家庭女性趨之若鶩的“學習”場所。似乎必須通過外人教授的“經(jīng)驗”和“技巧”，才好解決完善自己的婚姻生活。

“其實外包真的很方便。省出的時間和力氣，我可以用來賺錢和休閑。”劉凱文的客廳里，餐桌的玻璃板下放著各種他常用的卡片，有寵物醫(yī)院的、便利店的、物業(yè)公司的、餐廳的、干洗店的。

過去，家里上個燈泡、通個廁所、換個保險絲，是家庭男主人的基本技能。如今，拿出卡片，一個電話就可以搞定。“這些服務原本就是應該提供的，不然交物業(yè)費干嗎?”劉凱文笑說。

成因：人工便宜且無力為之？

“在我們的生活中，外包的項目越來越多。勞動不再是光榮，自己動手做點什么成了失敗的象征。”今年6月，洪晃在自己的專欄里寫了這么一段話。盡管她也感同身受外包讓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空心化”，但仍不得不面對工作忙碌無暇照顧家庭這一現(xiàn)實。

時間和壓力，是不少人選擇外包的最直接理由。葉青最忙的時候，甚至把自己的舅舅舅媽接到家里來，幫著帶孩子。

2011年，北京零點市場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顯示，41.1%的白領們正面臨著較大的工作壓力，61.4%的白領正經(jīng)歷著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勞。而很多人舒緩壓力的辦法，就是把費時又費力的家務外包出去。

巨大的需求讓家政服務從業(yè)人員的薪水水漲船高。北京一家知名家政公司對過去其4年保姆工資成交價進行了統(tǒng)計。4年內保姆的工資呈螺旋式上漲，從1300元左右到2600元左右，累計漲了1倍，而節(jié)日一般都是工資的波峰期。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最新公布數(shù)據(jù)，今年1到8月，全國家庭服務和加工維修服務的價格同比漲幅是9.7%。今年劉凱文給阿姨的時薪漲到了70元，2008年是50元。

盡管如此，劉凱文依然覺得內地的家政價格還挺便宜的。“在臺灣，請一個家政服務員每小時的薪水要近100塊，所以在臺灣時我都不會請鐘點工。而且，除了帶小孩，臺灣家庭也不太會請人來家里打掃。”到了內地，情況不一樣了。劉凱文說，他身邊80%以上的朋友都會請保姆，他們不少來自港澳臺、東南亞。“很多老外家里都會雇兩個保姆，帶孩子和打掃的，他們在自己國家估計不會這么‘奢侈’。”劉凱文笑說。

回歸家庭，是個美好的愿景

在打了若干通電話后，葉青終于向一個朋友敲定了暫時接替小強的保姆人選。掛了電話，她像一樁心事落了地。盡管這幾天被找保姆的事情折騰得夠嗆，葉青還是不愿找家政公司，她覺得熟人介紹的更可靠。

安全感，像是家庭事務外包中的一個奇怪悖論。有人說，人們因為缺乏安全感所以選擇專業(yè)化更高的外包服務，但當人們把家庭中最需要保護的部分(孩子、食物、愛犬等)外包出去，得到的安全感卻未必更多。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06年的家政調研發(fā)現(xiàn)，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不敢聘用家政服務員。大部分家政服務員未接受過任何專業(yè)培訓;而雇主也因為戶籍、健康等問題，對家政行業(yè)有著普遍的不信任。近年來，情況略有好轉，不少二三線城市也成立了家政服務行業(yè)協(xié)會。

隨著越來越多的家庭事務轉交給外人包辦，有人也開始思考這樣的轉變對自己和對家人而言是否是最好的選擇。

從事金融行業(yè)的張東陽(化名)也發(fā)現(xiàn)了這個變化，人到中年的他認為，越來越依賴于專業(yè)的家庭服務，也反映了中國人越來越不自信和更懶了，“連像月子里自己帶孩子這樣的本能都喪失了”。三年前，借著女兒出生的契機，張東陽辭了職，回家當起全職爸爸。

親身體驗家庭事務后，他發(fā)現(xiàn)道理說得簡單，做起來并不那么容易。

“回家最大的好處，是時間比較自由。我不太會帶小孩，所以還是請了一個保姆，因為和媽媽一起住，所以也不用做飯。”張東陽笑著說，自己屬于“非典型性回歸”�；丶液�，張東陽還是兼做著自己的老本行，替客戶做些投資咨詢，賺得錢不比辭職前少。不善做家務的他，并沒有因為回歸而嘗試學習更多的家事。

劉凱文最近卻準備減少鐘點工來家打掃的次數(shù)了，他跟交往半年的女朋友關系穩(wěn)定下來了，準備結婚。“女朋友不放心保姆做，比較愿意自己親力親為。”9月底，劉凱文把一居室換成了兩居室，他說，結婚后生孩子前應該不會雇保姆了，他甚至希望女朋友能換一個不太忙的工作，更多照顧家里。

被“外包”擠壓的自我

“很多人認為我們可以像經(jīng)營生意那樣經(jīng)營自己的生活，自由市場與家庭價值觀可以并存，但實際上，這兩者根本是背道而馳”

本刊特約撰稿/榮筱箐(發(fā)自美國紐約)

讀加州伯克利大學社會學家阿麗·哈克切爾德的新書《外包的自我》時，我的腦子里不斷閃現(xiàn)出科幻小說中常見的恐怖景象：人們發(fā)明出無所不能的龐大機器，讓它代替自己從事繁雜的勞動，沒想到它一發(fā)不可收統(tǒng)領了世界，反而把人類變成了它的奴隸。

在專訪哈克切爾德時說起讀后感，她哈哈大笑，“嗯，很貼切!好在我們現(xiàn)在還沒到完全失控的程度，但我們需要想想我們究竟在走向哪里。就像過去采礦時，礦工們會在礦井掛一個金絲鳥籠，看鳥的狀態(tài)來判斷是不是有瓦斯泄漏，這本書不是宣判而是一個警示”。哈克切爾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外包的自我》講的當然不是巨型機器， 而是現(xiàn)代生活中無孔不入的“外包潮”。從生孩子、孩子起名、到生日會、戀愛、婚禮、老人照顧、葬禮，只要你愿意出錢，你的生活從搖籃到墳墓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可以請到專業(yè)人士量身定制。哈克切爾德花了三年的時間采訪了從代孕母親、婚戀教練、到管家、保姆、甚至“出租朋友”“出租祖母”等形形色色的外包業(yè)者和他們的雇主。但她的關注點并不單是生活商業(yè)化的無限空間和可能，而是在建立在金錢交易之上的雇用關系中，雇主和雇員雙方在情感上的支出和變化，給家庭和社會結構帶來的影響。

其實，把私人事務交由外人打理在西方國家并不是新鮮事，保姆、管家、園丁這些職業(yè)都已經(jīng)有上百年的歷史，但哈克切爾德認為現(xiàn)代家庭服務業(yè)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大的變化，美國勞工中女性已經(jīng)占到一半、雙職工家庭劇增，時間緊缺;而工業(yè)銳減、服務業(yè)提供的工作職位占到勞工市場的近90%，分工更加細致入微;很多服務提供的不只是勞力，而是承諾一種值得回憶的完美體驗。更重要的是，貧富差距的加大、中產階層的縮減，使人們在非上即下的社會模式中陷入焦慮。“現(xiàn)在很多服務都是針對這種焦慮而設計的，你越多使用這些服務，就越會對這些專業(yè)人士的言聽計從，而越是這樣，你就越懷疑自己獨立處理個人事務的能力，使得你一旦進入這個怪圈就很難抽身。”哈克切爾德說。

哈克切爾德對小時候在祖父母居住的村子里感受到的溫暖互助的鄰里關系很是留戀，而現(xiàn)代社會中，無論是鄰居還是親人、朋友之間的關系都變得松散疏遠，其間的空隙已經(jīng)為商業(yè)服務所取代。與此同時，無處不在的商業(yè)觸角又正在不知不覺中，更劇烈地改變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情感紐帶。

年輕的父親親自給孩子辦的生日會一團糟，被鄰居告誡下次一定要請專業(yè)人士操刀;婚禮設計師把新郎送給新娘的一棵檸檬樹打造成令賓客動容的愛的傳奇，而婚禮之后養(yǎng)著這棵樹卻成了新婚夫婦的負擔;貧窮的印度代孕母親，想方設法不讓自己對腹中的嬰兒產生感情;年薪8萬的保姆每天工作12小時，卻沒時間照顧自己的家庭;付錢請來陪伴老人的看護和雇主成了“朋友”……

哈克切爾德記錄下的這些故事，把讀者從對凡事不用親歷親為、充分的享受人生自由的美妙幻景，拉回到商業(yè)化的操作沖淡了親情和友誼之后失落的現(xiàn)實當中。正如書中所說：“我們總把競爭想成是一個生意打敗另一個生意，但最激烈的競爭可能正在市場與我們的生活之間悄悄展開。作為一種理想體驗的標準模式，無論我們是否購買了服務，它(市場)總是贏家。”

“很多人認為我們可以像經(jīng)營生意那樣經(jīng)營自己的生活，自由市場與家庭價值觀可以并存，但實際上，這兩者根本是背道而馳，因為自由市場的原則是情感不介入的利益至上，而家庭價值卻需要傾注真情實感。”哈克切爾德說。“我們不知不覺中已經(jīng)成了心理殖民的受害人，只會從商業(yè)角度來看自己的生活，認為快樂和意義只存在于結果中，卻忘了欣賞旅途中的風景。”

但在她眼里，人類并非萬劫不復全無希望。“在意大利，人們吃晚飯時不是像美國人這樣邊吃邊掛在智能手機上發(fā)短信或寫微博，而是相互聊天，享受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時光。在挪威，政府給人們很長的帶薪產假讓他們可以有時間自己帶孩子。即使在美國，經(jīng)濟危機發(fā)生后，很多人失業(yè)、房子被法拍。在波士頓興起了‘相互溫暖俱樂部’，把這些處于困境中的人們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在自己家中舉行聚會，用人氣溫暖因為付不起費而沒有暖氣的冰冷的房屋。還有世界很多國家興起的草根階層的環(huán)保運動。這些都是很好的模式，說明一些人已經(jīng)意識到我們可能誤入歧途。也許我們需要一場‘社會環(huán)保運動’來完成我們的回歸。”

哈克切爾德的兒媳是美籍華人，五年前，她和先生曾到北京拜訪居住在那里的親家。對于正在加入“外包自我”大潮的中國人，哈克切爾德的建議是，在開始使用個人化的商業(yè)服務前，先仔細想想這些服務可能帶來的后果。“每件事都有好有壞，商業(yè)服務總會先讓你看到好的一面，它們的負面效應在你上癮之后才慢慢地顯示出來”。

至于她自己也并非在外包大潮中超然世外，“有一次我去采訪一位‘愿望師’，她提供的服務是幫你搞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在去的路上心想：‘天哪，我們真的到了需要別人來告訴自己你想要什么的地步嗎?這簡直是世界末日。’回來時我卻在想：‘我怎么樣才能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呢?’”她說。

書寫完之后，哈克切爾德辭退了家里的清潔工和園丁，開始親自打理這些雜事。“其實和先生一起做這些事，就好像鍛煉身體一樣，是一種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