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從左至右依次為趙翼、陳統(tǒng)奎、鐘文彬、劉敬文。

他們將自己形容為四朵“奇葩”。

有自嘲，有自信。他們還說，“千萬不要小看奇葩，能夠改變這個世界的，都是奇葩。”

他們給自己起的名字是Farmer4，簡稱“農青F4”。

“農青F4”，四個腳上沾泥的年輕男人——維吉達尼創(chuàng)始人劉敬文、火山村荔枝創(chuàng)始人陳統(tǒng)奎、鄉(xiāng)土鄉(xiāng)親創(chuàng)始人趙翼和新農堂創(chuàng)始人鐘文彬。聽上去，名頭挺大，但其實，基本都還處于創(chuàng)業(yè)初級階段。這四個分別在深圳、上海、北京和杭州的創(chuàng)業(yè)青年，來自鄉(xiāng)村，在各自的軌跡上運行了一段后，都最終投身農業(yè)。

4個不怕折騰的人

趙翼，四人中唯一一個農業(yè)專業(yè)出身，曾在中國農業(yè)大學學生物科學，后來創(chuàng)辦“鄉(xiāng)土鄉(xiāng)親”這一茶葉品牌。有人曾問，“老趙，你為什么做農業(yè)？”他回答了四個字，“舍我其誰”。很有點青年人特有的狂妄自信。他說，自己要重建農業(yè)生產者的職業(yè)榮耀。

曾有一句話深深打動過他們：“一個國家的命運，取決于她的人民吃什么樣的飯。”在趙翼看來，要打破食品安全問題的黑箱與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huán)，不僅僅需要情懷。他最喜歡這么一句話，“空喊口號是無益的。與其高喊一百句口號，不如將一根沒有農藥的蘿卜送到消費者手里。”

于是，他打造了一條透明溯源的供應鏈，實現(xiàn)生產者實名制，立志售賣海峽兩岸無農藥的安心好茶葉。他的第一位簽約茶農盛叔，合作前夕他兒子曾憂心忡忡地問，說頭像印在包裝上，萬一出點事該怎么辦？愁得睡不著覺。趙翼一句話頂回去：“你睡不著覺，總比我睡不著覺要好。”

趙翼還籌劃社會化監(jiān)督，半開玩笑地說，自己招募了400位處女座的網友充當監(jiān)督人，由老趙發(fā)獎金鼓勵他們隨時隨地暗訪檢查。“我們不需要鼓吹自己的產品有多好。我們‘授人以柄’，把刀尖向著自己，讓別人來給我們挑刺。”

看上去，趙翼身上的確有股勁兒。老趙曾是校園紅人，“鄉(xiāng)土鄉(xiāng)親”這一名字，就源自他大學時代領頭編著的一套科普讀物，為此，他還曾被推選為2005年“大學生年度人物”。但是，當他支農所在地的村委會主任帶著沒有銷路的綠色大米找他組織義賣時，一種消極、無能為力，甚至狼狽的感覺涌上心頭。最終，他選擇肄業(yè)創(chuàng)業(yè)，出售透明溯源的有機茶葉。

“農青F4”，很有些共同點。這4個不怕折騰的人，很難稱為一般意義上的好學生。趙翼肄業(yè)，鐘文彬公安大學退學，陳統(tǒng)奎大學沒拿到學位證，劉敬文數(shù)學沒及格過……但是，正是他們，熱情號召這個時代一起來關心陽光、雨水、泥土和鄉(xiāng)村。他們說，農業(yè)發(fā)光的時刻，我們一定不會錯過。

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就像跳深淵

人類社會，大多由理想主義者推動前行。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理想主義者都能如愿，夭折在半路上的，何其多也。以“農青F4”為例，最終能走多遠，無人能知。事實上，僅在實踐的最初，他們就遭遇了不少負面情緒。最大的委屈，自然來自于最珍視的人。這一點，4人中陳統(tǒng)奎最有發(fā)言權。“我們4個人中，只有我返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回到的是自己的故鄉(xiāng)。”

陳統(tǒng)奎的家鄉(xiāng)、�？谑胁�學村是個古村落，僅有300余人，村里的土地被火山巖覆蓋，可謂貧瘠。他是村里第一個考上名牌大學的人。今年，他正式創(chuàng)立了“火山村”荔枝品牌，向外界出售村里的古法種植荔枝。他說，火山巖泥富含礦物質，種出來的荔枝，是“世界第一棒的”。

故鄉(xiāng)，意味著跟你打交道的，都是叔伯鄰里，都是看著你長大的長輩。“回自己的故鄉(xiāng)更難做，有太多的情感、太多矛盾在其中。”陳統(tǒng)奎形容個中辛酸，“就像一個跳深淵的過程。”

做得十分辛苦。6月，陳統(tǒng)奎回家?guī)兔φ�荔枝。中午在荔枝園里勞動2小時，兩只手全部曬脫皮。他采用市面上最高的收購價格，與簽訂收購合同的荔枝農“約法三章”：不能使用除草劑，不能使用化肥，低毒低度使用農藥。并希望經過一段時間實踐，最終做到不使用農藥。有鄰居偷偷使用了化肥，采摘前得知陳統(tǒng)奎安排了送檢，自己承認，結果自然是拒收。原本和睦的鄰里關系，至今留有心結。

另一個合作的農戶，希望陳統(tǒng)奎包銷他全部荔枝，“做不到就亂發(fā)脾氣，到村口跳起來罵，說這些大學生是回來騙人的，熟了的荔枝你不要，要的時候荔枝又沒熟。”陳統(tǒng)奎猶豫著這一段該不該告訴記者。他說，“鄉(xiāng)土社會是我的家，我不會不適應，但的確有些委屈。”

陳統(tǒng)奎還是堅持著要改變家鄉(xiāng)的種植方式。他說，自己小時候家里沒錢買化肥，更沒有除草劑的說法，有的就是時間和勞動力。“現(xiàn)在家鄉(xiāng)變了，大家都買除草劑，因為很容易，一塊地一下午就打完了，要人工除草起碼一禮拜。”而自己所做的，是通過利益激勵，幫助農戶愿意堅守更耗時耗力的傳統(tǒng)生產模式，重建用戶與生產者之間的信任。

“我賣的荔枝，雖然比較貴，但你吃一粒就能明白，是從未見過的新鮮清甜。”陳統(tǒng)奎說，自己的努力，是希望徹底扭轉“谷賤傷農”的產業(yè)宿命，幫助更多人選擇有機、無毒的栽種方式，突破傳統(tǒng)農產品的紅海市場。

我們最在乎的是人

雖說叫農青F4，但這4個人，渾身上下都與人們頭腦中傳統(tǒng)農民形象不搭界。他們雖然低調、卻不失文藝；雖不富裕、卻好似也不缺錢花；更關鍵的是，真要他們去種出點東西，恐怕還有點困難。

新一代年輕人創(chuàng)業(yè)，也有自己的特征——互聯(lián)網是他們解決問題的固有程式。即便是熱血沸騰地投身于農業(yè)這一世界上最為古老與傳統(tǒng)的行業(yè)，同樣如此。

劉敬文曾總結四人的共同之處：聽從內心聲音，不愿意沿固定人生軌道滑行，敢于嘗試。創(chuàng)辦維吉達尼，就可以說是劉敬文晃晃悠悠、隨心而行，“誤入桃花源”的結果。

維吉達尼，是維吾爾語“良心”的音譯。劉敬文在新疆成立農民合作社，通過網絡幫助農戶售賣干果。特別是在喀什這個中國最西部的城市，陽光充足，杏子、葡萄長在家門口，大棗晾曬在戈壁灘上。這是出生在廣東湛江農村的劉敬文深深喜愛的場景。

這位年輕人說起自己在新疆的兩次迷路。頭一回，“迷失在高高的白楊樹林蔭道上，有位老人家駕著馬車過來，主動邀請去他家喝口茶、吃個馕。”阿吾提老人家有八畝地，全部種了耐旱的鷹嘴豆，太偏僻，很少商販愿意過來。他家最值錢的家當就是剛才那匹老馬。劉敬文邀請阿吾提大叔加入合作社，去年，他家1300公斤鷹嘴豆頭回在當年全部賣掉。

見到阿吉老人，也是因為迷路。這是位白胡子老爺爺，又是一輪熱情的招待。老人家里堆滿了小圓棗。幾百棵百年野生棗樹長在他家地里。小圓棗個頭小、賣相差，老人卻怎么也不肯砍掉改種大棗。他說，自己小時候曾得了風寒病，是小圓棗泡水救活了他。“老人駕著驢車帶我們去看這片小圓棗林子，沿路的風光美得我們想哭，而那片樹林，安安靜靜就在那里。”劉敬文說，去年合作社的小圓棗賣得不錯。

維吉達尼合作社里，幾乎都是這樣的故事。吐迪·馬木提老人種了56年地，他家的杏子九成熟才采摘，輕輕柔柔鋪滿平坦的房頂自然曬干，一嚼，滿嘴芬芳。

這些典型的維吾爾農戶，不懂漢語，從來沒連過互聯(lián)網，生活在一個似乎不可企及的地方�？墒牵�就是這么奇妙。維吉達尼通過合作社，以高于市場10%的價格收購優(yōu)質農產品，努力讓農業(yè)回歸應有的價值。合作社現(xiàn)有2000戶合作農戶，遍布新疆南北。

“為生產者爭尊嚴，為消費者爭安心。”劉敬文很堅定這個信念。他說，“我們最在乎的是人。”在傳統(tǒng)農業(yè)運作里，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紐帶被分割，離土地太遠。一旦讓消費者越過巖茶、杏干、蜂蜜，了解那些農戶的故事與人情味，便會自然而然讓農產品與自己形成信任關系。

劉敬文堅持在產品里放上用農戶全家福制作的明信片，客戶反饋可以通過明信片寄回來。背面還有農戶的簽名留言，如“這一袋杏干是我親手種的，很高興你喜歡。我自己也喜歡吃，祝福您。我是新疆喀什的艾尼江·烏斯音。”

“客戶和農戶之間如果形成這種情感的、信任的紐帶，這才是好的商業(yè)。”劉敬文說。

一起回到土地上

“讓我們一起回到土地上。”這是維吉達尼的一句宣言，這也是“農青F4”與更多青年人的宣言。

鐘文彬還記得，自己故鄉(xiāng)、浙江臨安夏夜的蛙鳴，那里有漫山遍野的竹林、茶葉。不過，爺爺奶奶相繼去世后，他回老家的次數(shù)變得屈指可數(shù)。村邊新建了個電鍍廠，污染了水土，他說，自己的故鄉(xiāng)在心里，實際上已經回不去。“這就是這個時代的縮影，我們每個人身上在發(fā)生的故事。”但至少，“我的努力，可以讓更多人回得去。”

“農青F4”中，其他三人都是直接和土地打交道，只有鐘文彬不是。他曾考上公安大學后退學，又考上浙大廣告專業(yè)。畢業(yè)后，他沒有選擇西裝革履掙快錢，而是選擇為農業(yè)企業(yè)服務，創(chuàng)立“新農堂”品牌，搭建新農人的學習交流平臺。鐘文彬說，自己終于在30歲時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新農業(yè)的產業(yè)鏈是不健全的。他們需要一個組織。‘新農堂’就是這樣一個促進新農人連接溝通的平臺，讓每個單體弱小的新農人找到存在感，用小伙伴的力量武裝起來。”鐘文彬說。

“新農堂”第一場在杭州的活動，計劃只有百來人的場地，一下子擠爆，來了240多人，甚至有幾個是從新疆飛來。有賣冬瓜的，有賣大棗的，志同道合者在這里成為好友，甚至尋找合作伙伴。“在農業(yè)的整個流程中，需要生產、銷售，也需要交流平臺。”在鐘文彬看來，“如今的新農業(yè)力量還很弱小，每一個新農人都像是一個孤島。這個時候，需要有股力量讓大家抱團取暖。”

王安憶曾寫道，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在懷念鄉(xiāng)村，做著還鄉(xiāng)的夢。新農人，大多都是有著鄉(xiāng)愁的那些人。就拿趙翼來說，浙江余姚人，父母都在農村，大學讀了農業(yè)，就是因為對鄉(xiāng)村有情結。但他說，故鄉(xiāng)這些年也變了很多，土地日漸減少。“對于遠離鄉(xiāng)土的人來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故鄉(xiāng)。”

趙翼這么解釋“農青F4”行動的初衷，“我們想打破人們對農人和農業(yè)的偏見。Farmer4的成立，在農業(yè)戶口即將被取消的背景下顯得特別有意思。三農問題每年都是中央一號文件，可是，鄉(xiāng)村的沒落凋敝并沒有停止。我們希望讓那些守拙求真，把產品當成自己作品的農人可以被更多人看見，重塑農民的職業(yè)榮耀，希望更多年輕人再造故鄉(xiāng)。”

“農青F4”說，期待人們能夠重拾“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的溫柔感動。